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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爸 人生在世不容易，风霜雨雪坎坷行。
蹉跎岁月岂能忘，朝花夕拾独自吟。
我在《往事与回想》（7）文中，曾述说过《我的奶爸和奶妈》但言犹未尽。今天，我要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奶爸坎坷辛酸的一生，据实写出来，其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寄托我的哀思；二是要把这过去的事，说给下一代知道。呵呵，阿弥陀佛……我意足矣。
我的奶爸名字叫∶吴庆元，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据我所知，他的父辈也是穷苦人家，解放前因战乱，从江北逃荒来到泾县谋生，在泾县原太元乡桃园村落户。奶爸有兄妹四个，他排行老二（大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大家都知道，在解放前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因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所致，民国政府施行“两丁抽一”的政策，因为奶爸有一个弟弟，名字叫：吴庆培，（解放后在泾县太元乡任乡干部）因此，我的奶爸在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时，便被民国政府的军队抓了壮丁，即将被押送上前线战场参战。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尤其是在三年内战时期，凡是被民国政府送往战争前线的人，大都是九死一生，丢了性命，葬在异乡，不能回归祖坟，成为孤魂野鬼，亡者灵魂永远不能返乡进入祖坟安息，所以当时大家都非常害怕，都不愿意去当兵。当年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从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旧社会是多么黑暗啊！
当时，奶爸与泾县各乡镇被抓的壮丁，首先被送到县政府集中暂时关押，等待壮丁人数抓够了，就会被武装押送前线去参加内战。 奶爸被抓了壮丁，他家里长辈们心急如焚，四方央人求救。奶爸家庭是一个普通的穷苦人家，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与靠山，仅是口头央求无果。于是有人给出主意，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花钱把人赎回来吧。于是，家里长辈想尽办法，倾家荡产，到处央求借钱，好不容易才凑了五块大洋（银元），托人去县政府找有关人员疏通，请求放人。几天后，委托人回来了，对奶爸的家里长辈说，官家人钱是收下了，但是五块大洋他们嫌少，因为行情是买一个壮丁至少要十块大洋。不过，官家人也说了，看在五块大洋的面子上，可以不将你们的儿子送去内战前线当兵打仗，但必须留在县政府当差，就留在县政府的自卫队当个自卫队员吧。
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惊的是，倾尽全力还是没有把人赎回来；喜的是，只要人不送去前线当兵打仗，那就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在本县当个自卫队员，暂时人就没有什么危险，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泾县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副司令员李友白，率领部分部队于上午12时许，由南门、北门渡过青弋江（河）进入县城，城里居民燃放鞭炮迎接入城部队。古老的泾县城，终于结束了昔日的战乱，旧貌换新颜。
在4月23日，原国民党县政府泾县县长俞步骐率县政府军政人员及地方武装千余人（县乡自卫队官兵），携带枪械弹药转辗至泾县榔桥镇（乡），于24日宣告举旗起义。就这样，奶爸作为一个县自卫队队员，随同起义。从此，奶爸得到了新生。
泾县解放后，我的奶爸作为一名国民党县政府县自卫队起义人员，被新政府安排在泾县城里一个百货商店（泾县老街南门口老澡堂对面）当营业员。因为我的奶爸人缘很好，待人和气，童叟无欺，并深知经商之道，在于和气生财，所以他还在店里担任店务管理委员，参于商店里的经营管理事务。
然而，因为我的奶爸为人忠诚耿直，不善于溜须拍马屁，屈膝迎奉上司，因此很是不讨顶头上司商店经理的喜欢。尤其是在商店经营理念上，与商店经理持有不同的观点，常与商店经理发生冲突。经理见奶爸不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商店，心存怨恨，便想伺机挟私报复。但是，奶爸认真工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遵纪守法，也没有任何“小辫子”可抓，经理一时也无可奈何，随了他的心愿。
我的奶爸在解放初参加工作，时间一晃到了1960年，正逢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欠收，人民生活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施行动员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政策。商店经理收到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件，看后心里大喜，呵呵，这下机会终于来了，吴庆云这个不顺从我的“刺头”，这下可以把他及全家下放农村原籍去。于是，经理立刻将奶爸作为下放农村名单上唯一的一名，上报有关部门。很快，批复下来了，经理马上通知奶爸，离开商店，办理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到农村务农去。我的奶爸是个刚强的人，他并没有向经理服软，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下放就下放。转身便离开商店，回家将下放农村之事告诉我的奶妈。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还存在着“三大差别”。一、城乡之间的差别。二、工农之间的差别。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简明而言，就是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那些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大部分都是吃“旱涝保收”的“皇粮”之人。呵呵，这里就不多说了。
而我据实要说的是，当年绝大部分具有城市户口的普通城市居民，大部分主要从事的是工厂里的工作，或者是从事教育、商业、服务行业的工作。他（她）们每月至少可以领取到30元左右或者以上的人民币工资，当时的物价，整个60年代到80年代，物价水平变化不大。当时的物价水平大概是：60年代，1斤大米0.13元，1斤猪肉0.64元，大白菜1斤2分钱。70年代，大米0.13元/斤，猪肉为0.70/斤。80年代初，一斤番茄2分钱，一个鸡蛋5分钱，一斤土豆2分钱，一斤猪内0.73元，一斤油菜子香油0.76元，一百斤大米13.40元，一百斤稻子9元。在城里有工作的普通居人，每天可收入一元左右的人民币，每月工资按时发放，所以基本上可以养话一家数口人。而在农村务农的人，也就是农民，他（她）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干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每天一个壮劳力所得的一个整工分（十分工）价值，却是连一包“东海”牌香烟都买不起。当时，一包“东海”牌香烟售价是0.2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城乡收入差别很大，农村农民辛辛苦苦累了一天，收入还不到0.28元人民币。由此可见，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实在是大多了。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确实是比城市里的居民贫困多了。就是现在，“三大差别”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哩。例如：现在农村农民每月的养老金，大家都知道，远远少于城市里的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啊。
鉴于以上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城乡之间差别，当我的奶爸回到家，向我的奶妈说了商店经理要他全家下放农村去务农的事情后，我的奶妈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奶爸是长兄，大名叫：吴庆元，他的乳名叫：大侉子。他还有一个兄弟，大名叫：吴庆培，乳名叫：小侉子。所以奶妈当时对奶爸说：“大侉子哎，我和你商量一下，我们全家在泾县城里已经生活了十年多了，早就已经习惯了在城里生活，我们在城里已经有了土改时分配的房子，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收入，全靠你一个人在商店的工资收入30多元维持全家三口人的生活，（60年时，奶爸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正在上学读书，62年又生育一个女儿）我们都是城市户口，如果全家迁移到农村，靠你一个人在农村务农，每天辛苦挣一个整工分，还买不起一包0.28元的东海牌香烟，这点微薄收入叫我们全家人日子怎么过呢？”奶爸认为奶妈说的确实有道理，默然无语，低头深思，眼神茫然。
看到奶爸为难的眼神，奶妈继续温柔地说道：“大侉子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有房子在城里，儿子还正在城里上学读书，只把你一个人的城市户口迁移到农村，我和儿子的城市户口不迁，继续留在城里生活，好在你下放的太元乡离城里不远，你可以早出晚旧，每天可以回家。好吗？”
当时，我的奶爸的父母还健在，他们居住在泾县太元（乡）人民公社、桃园大队（村），他们都是农民。那时候的全国农村，已经实现人民公社集体化了，农民叫公社社员，在土地上劳动，收入实行工分制，家家户户的口粮全靠工分来定。一个壮劳力每天记一个工（十分），而妇女和老人只有七分工或者八分工。所以，我的奶爸对农村的收入情况，心里很清楚，当时农村农民的收入，确实是不能与城市人的收入相提并论，城乡收入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啊！
我的奶爸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觉得奶妈说的很有道理，都是实情，于是，听从了奶妈的意见，决定只把自己一个人的城市户口迁移到农村去，自己早出晚归，居住在城里，一家人继续守护在一起，过相依为命的平常日子。
然而，原来奶爸在城里商店工作时，每月薪水可领取30多元，尚可够维持一家人的粗茶淡饭的生活，可下放到农村后，农活累且不说了，而每天所得收入还不足0.28元，一包东海牌香烟都买不起。时间长了，家里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一日不如一日，捉襟见肘，陷入贫困，家里的日常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于是，奶爸为了改变家里这种生活困境，穷则思变，奶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再去农村干农活了，另谋出路，凭着自己身强力壮有力气，去拉小板车（一种人力车）运输货物，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养活一家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食其力，自谋职业，当一个拉小板车的个休户。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泾县这个小县城比较落后，社会上运输货物的机动车辆货车很少，所以货车只运输长途路程的货物，城里的一些短途运输，根本别想用上货车来运输。比如，商店从仓库运货，居民搬家、去郊外山区买点柴禾运回家，这些货物数量不多的短途运输，都是用人力小板车来完成的。就是这种人力小板车，当时价格需要200~300元，一船普通的人家是根本买不起的。由于奶爸的人缘关系很好，他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终于筹借够了买小板车的钱，买回一架人力小板车。
小板车买回家后，奶爸便开始了拉小板车维持家庭生活的人生生涯。拉人力小板车这个活，可是个重体力活，若是小板车上装满了货物，足有一千多斤，拉车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一把子力气，是拉不动满载货物的小板车哦。好在我的奶爸当时正值壮年，四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也有一把子力气，所以他能够胜任这个拉小板车的职业。拉小板车这个行业，也不是每天都有货物运送，再加上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天气，不宜出门，所以每个月能干上十天到十五天的活，就算是很可以的了。一般情况下，如果出门拉一天活，基本上可以挣上7~8元钱，这样的话，每月大约有70~100元的收入，除去小板车磨损修理开支，每月大约可以净得50~60元。这比在农村挣工分的收入要高多了，当年的生活水平，50~60元足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费用开支了。 就这样，我的奶爸从新中国成立时期参加工作，在工作了十多年后，到1960年被迫下放农村当农民，他的户口也被迁移到农村，在干了一年多的农活后，因为一年的工分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从1961年开始，他靠自己拉小板车运送货物挣钱，养活一家人。于是，大约从1961年开始，我的奶爸使在有货物可送的情况下，每天穿着一双草鞋，拉着小板车，起早摸晚，辛苦的奔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替人运送各种货物，出大力气挣点小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苦度光明。
我的奶爸本来以为，拉小板车也是个合法正当的职业，不偷不抢不犯法，靠自己的力气挣钱，虽然辛苦点，但一家人能够生活团聚在一起，倒也苦中有乐，就这么继续生存下去吧。
谁知，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运动开始了，平静的社会泛起了波澜。当时正是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有关政策规定，农民一律不准外出搞副业，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务农。 因为我的奶爸的户口所在地在农村，从当时的政策理论上来说，他是属于农民的身份，是不允许离开农业岗位，在城里拉小板车挣钱的。城里有些好事之徒，便抓住这一点，编出一段顺口溜： 哪有心思学大寨？
由于社会上有人患上了“红眼病”，对我奶爸拉小板车的每月收入非常眼红，有人便在暗中谋划，怎么给我的奶爸定个罪名判刑，送去吃牢饭。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1966年夏天的某一天，我正在小学六年级读书，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停课，没有学上，我便带着我的小妹妹去泾县老街南门口我大舅工作的“火炮店”里玩耍。太阳快落山时，我突然听到老街上传来一阵“嘡...嘡...嘡...”的敲大铜锣声。我急忙出了店门向外面一看，只见有一小帮人簇拥着一个人在游街，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铜锣，正在一下一下地敲着。我再仔细一看，最前面的一个人，正是我的奶爸，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子，纸牌上用毛笔黑墨水醒目的大字书写着：
没有户口的坏分子
我的奶爸大概是拉小板车刚刚回家，因为我看见他的脸上风尘仆仆，身上穿着脏的汗迹斑斑的短袖汗衫、短裤，一双长满厚厚老茧的赤脚穿着草鞋，右手还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看到我的奶爸这个状况，我估计他是还没有来的及回家洗澡换上衣、鞋，就被这伙人抓住，被強行挂上纸牌子，揪到老街上沿着街道，敲着大铜锣游街批斗。
我当时看见这个场面，心里既是感到非常吃惊，又是感到非常难受，我立刻飞快地向家里跑去，向我的父亲告诉他。我父亲当时担任泾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指导员。父亲听完我的诉说后，立刻随我赶到老街揪斗我的奶爸现场。父亲对那伙人说：“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是没有户口，只是农村户口，你们要实事求是，别乱扣帽子揪斗人。”父亲的话，使这伙人哑口无言，只得倖倖散去了。
事后不久，听我父亲说，因为我的奶爸户口在农村（泾县太元乡桃园村）还是被强制送回户口所在地，参加农业劳动，不让他在城里拉小板车了。奶爸在城里的房子，也被迫卖了，全家人都迁移到泾县太元乡桃园村居住。 泾县太元乡桃园村距县城不远，只隔着一条青弋江（河），河上有一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8年）建造的青弋江（石头）大桥相通两岸。由于手头拮据，奶爸自己筹备造屋材料，请来朋友帮忙，在北面右边桥头下，用黄土垒墙，建了三间简陋的小平房居住安身。 我的奶爸全家离开城里到了农村以后，村里的生产队长根据他的特长，仍然要他继续拉小板车，只不过这次拉小板车，不是去城里运送货物，而是每天叫他去城里的厕所拉人粪回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要想地里庄稼长势好，必须多加施肥。施农家肥是我国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农家肥的种类繁多，而且来源广、数量大，便于就地取材，就地使用，成本也比较低。有机肥料的特点是所含营养物质比较全面，它不仅含有氮、磷、钾，而且还含有钙、镁、硫、铁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促进庄稼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多好处。 就这样，我的奶爸从1966年开始，拉着一架小板车，车上装着一个硕大的木制大粪桶，每天去城里各个公共厕所，各个单位厕所，收集人粪尿液装进小板车上的大粪桶里，大粪桶装满后，就拉着既沉重又臭味熏天的大粪车送回生产队的大窖。每当我的奶爸拉着粪车走在城里的大街上时，大街上的行人都纷纷用手捂着嘴鼻，远远躲避，并向我的奶爸投来鄙视的白眼。我的奶爸只是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路面，默默无语地走自己的路。这种拉粪车的累活，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我的奶爸生平只有一个嗜好，就是在每天劳累之后，喜欢在晚餐时喝点白酒，用以解乏。但他喝的不多，每次只喝二两酒（散装酒）。所以他的朋友们都知道，送他一个绰号——二大两。 奶爸的朋友之间见面说话，朋友第一句话首先问道：“二大两哎，今天晚上有酒喝吗？” 奶爸总是乐呵呵地回答：“呵呵呵，有酒，有酒，晚上你来，我请你喝酒。” 奶爸被遣返农村后，我记得有一次去看望奶爸、奶妈，我发现奶爸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慈祥笑容，脸上呈现出凄惨的神色。 我就问奶妈：“妈，大大今天怎么不开心，这是怎么了？” “唉…”奶妈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广哎，因为家里没有钱，你大大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喝酒了。” 在一旁的奶爸听到奶妈说的话，失声哭了，并大声地说道：“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刚强的奶爸流过泪水，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老人家流下痛苦的泪水。
见此情况，我心里非常难受。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20多元。我立刻转身出门，我去城里找人借了一个容量2.5公斤的塑料壶，到商店里叫营业员将塑料壶灌满酒，然后转身急忙送到奶爸家。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执政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其中有一个政策，就是给在“十年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遭受迫害的人平反，恢复原来的待遇。1980年，平反政策的政策终于下达到泾县，有关部门开始实行。我的奶爸有一个朋友，他向我的奶爸告诉了这个信息。于是，我的奶爸在这个朋友的帮助下，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诉。申诉书中详细地说明了所遭受的不公正的迫害，并附有人证、物证，要求给予平反，恢复原来的工作及城市户口。不久，有关部门给了批复，恢复了我的奶爸原来的商店营业员的工作及城市户口。当我的奶爸接到批复后，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含着喜悦的泪水笑了。这时，我的奶爸已经将年近60岁了。 我的奶爸恢复工作后，他把感谢党的恩情落实在行动上，认真努力工作，受到商店里所有人的好评。在工作两年之后，办了退休手续。因为我的奶爸工作业务强，商店里的领导又返聘他继续留在商店里工作，晚上他留在商店里值班。直至干到70岁时，因为我的奶妈生重病住院治疗，需要有人陪护照料，他才恋恋不舍地正式告别商店。
当我回想起我的奶爸坎坷辛酸、跌宕起伏的一生，真的是令人感叹万千，促使我不得不写下这篇文字。这篇文字，我是一字一泪，含着泪水写出来的。我要让后人知道，国泰则民安！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啊！
我的奶爸于1994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4岁。
伫立在我的奶爸的墓前，我心里在默默地祈祷：“大大，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怀念您，我会常来看望您，大大，您劳累了一生，愿您在地母怀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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